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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士族、庶族的教育资源有天壤之别，这一点要花上一两代人才能改变，所谓的科举考试士、庶同榜的公平，其实是不公平。

    很明显，只要他的儿孙被忽悠瘸了，张铤的‘预言’，有很大概率出现。

    张铤见自己一套连环进攻，打得李笠沉默，便给出建议：“陛下想要定祖制，以特定群体来维护祖制，避免子孙乱来，本意是没错的。”

    “只不过，微臣以为，用勋贵来承担这个责任，不合适，不如...”

    “不如什么？”李笠问，张铤回答：“不如，依靠科举官僚，他们受益于科举，自然要维护科举以及新体制。”

    李笠摇摇头：“扯谈，科举官僚要成为官场主流，大概要几代人时间，朕的孙子，搞不好就已经被人忽悠瘸了！”

    “汉元帝当政期间，开启了前汉衰亡的大门，他之后，汉朝就开始病入膏肓，救都救不回来。”

    汉元帝刘奭，为汉宣帝刘询（本名刘病已）与发妻所生之子，汉宣帝对于太子，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评价：乱我家者，太子也！

    这是因为刘奭觉得，父亲“所用多文法吏，以刑名绳下”，因而建言:“持刑太深，宜用儒生。”

    即重用儒生治国，用德政教化百姓，要“重德轻刑”。

    汉宣帝就批评：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，奈何纯任德教，用周政乎？

    自幼流落民间的刘病已，很清楚民间疾苦，明白权力的本质，也知道治国之术。

    虽然汉武帝一直在“独尊儒术”，但实际上做起来，却是另一套：阳儒阴法，或称外儒内法、儒皮法骨。

    汉武帝时期，真正的大儒并未掌握权力、居于朝堂之上。

    只有那些缘饰儒术、内行法术者才真正得势，所以，刘病已也是这么做的，以文法吏为鹰犬，严法治国。

    用酷吏打击地方豪强。

    结果太子读书读傻了，被儒生忽悠得不轻，柔仁好儒，刘病己判断儿子将来极大概率败家。

    奈何，他对患难之妻许平君一往情深，加上废掉太子的后果难以预料，所以明知道太子不靠谱，还是把帝位传给太子。

    而刘奭即位后，果然对国策进行了各种调整，其中一条，就是废陵邑制度。

    陵邑制度，就是强行将天下各地的豪强大户迁入关中，在帝陵附近的陵邑定居，成为另类的守陵户。

    这制度的目的，就是压制地方豪强，用举族搬迁、连根拔起的方式，避免其在当地做大。

    果不其然，陵邑制度废除后，各地豪强有了稳定的发展空间，大鱼吃小鱼的速度加快。

    而刘奭又要施行“仁政”，不再重用“酷吏”，朝廷少了一群专门对付地方豪强的鹰犬。

    于是，地主豪强彻底放开手脚扩张实力，土地兼并情况日益严重，引发社会危机。

    李笠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发生，要用被利益集团保驾的“祖制”，限制自己后代乱搞，那么，这利益集团目前只能靠勋贵。

    但张铤的提醒，让他意识到这只是自己一厢情愿：能限制皇权的群体，本身就会被皇帝敌视，更别说这群体还握着兵权。

    他不怕勋贵乱来，也没有勋贵敢不听话，但等儿孙继位，就未必了。

    而科举出身的官僚，想要形成一个新的政治势力，成为官场主流，需要时间，一代人的时间，是不够的。

    更别说时代还有巨大的惯性，虽然寒族痛恨士族通过九品中正制把持政治资源，但这种痛恨，更多的是恨自己不是其中一员。

    这种心态，更像是后世许多人讨厌腐败，不是讨厌腐败本身，而是因为自己没有机会腐败，才怒火滔天。

    等到自己有了机会，那就是“真香”。

    士族，依旧是人们眼中真正的贵族，毕竟这观念持续了数百年，根深蒂固。

    士族女，乃至世家女，依旧是无数人希望迎娶的佳偶。

    寒族出身的官僚，无不希望自己能和士族乃至世家高门联姻，提升自家门楣。

    无数寒族子弟，都在想着自己和子孙努力，让自家累世为官，家族成为士族，成为世家。

    在人们的观念中，没有千年的王朝，却有千年的世家。

    譬如，赵郡李氏，祖上据说可追溯到战国时期赵国武安君李牧，时间跨度接近千年，所以，谁不希望自己的家族成为士族，成为世家？

    李笠记得，看过的小说里，提到唐朝宰相会以未能娶“五姓女”而感到遗憾。

    这就是时代的惯性，大到惊人，他定下的制度，若能有代表时代潮流的科举官僚群体维护，当然最好，奈何未成形。

    若靠勋贵，现在看来不妥，那么，还能靠谁呢？

    “陛下，微臣有一个办法，或许能试一试。”张铤要提建议，李笠抬手：“慢着，宦官和外戚，就不用提了，免谈！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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